一、六十年来宪法政治的曲折之路自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到现在，中国宪法政治建设走了六十多年的曲折道路。

现代化社会一定是一个规则的社会、秩序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权利、义务明确的社会，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可计划而且可预测的社会。而这一次，聚光灯下的主角不只是李庄本人，还有一手铸成李庄案的重庆打黑英雄，曾经总揽重庆市公安事务的王立军。

二回顾历史，上述法治观念的提出，在中国语境中包含了深浅不同的三重理由。作为一名涉黑案刑事辩护律师，李庄被指犯有辩护人伪造证据等罪，这在重庆乃至中国特定语境中显得意味深长。这种不信任感所针对的，不只是具体的官员和机构，还包括法律机构，而且是法律本身，甚至，是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第一层理由直接出自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司法机关忠实于法律，并以此方式严格适用法律，逐渐成为后文革时期政治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渊源。

另一种力量则止步于有名无实的法治，这样，既可以法律之名粉饰政权、打击异类，同时又可以在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受法律制约，为所欲为。因为这一改变，李庄的个人命运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度以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名世的重庆故事再次凸现，成为人们省思的中心。换句话说，法律规范作用的隐退已经在法学研究中实现了软着陆，成了时髦法学的显著特征。

[27]於兴中:《沟通视角下的法律学》，载［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2，第342－343页。但问题在于他究竟表达的是法律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 假如法律人有能力只表达法律的意义，那么存在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也在其中了。一次又一次超常规行为的成功，激励着权力的拥有者更大胆地突破规则。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

然而，这样做似乎并没有使理论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可问题在于司法实践并不会等待我们解决了理论问题才会开展。有争议的是，所谓自我解释是否也被看成是解释。

本文分析了在法律决断论和主体选择论的矛盾下，法律规范的尴尬地位、规范隐退的表现、原因以及拯救的姿态与理路，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在于批判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这是包括法治论者甚至是一般的解释者都难以避免的内心纠结。从理论层面看，法律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源自于秩序和正义两大可能产生冲突的价值需求。根据法律的思考被一种更为宽泛的情景思维所代替，法律意义的语境论在我国法学中行情看涨。

然而问题在于即以法官为中心的司法能动主义保证了法律系统的自治性，同时商谈性沟通对法官影响力的存在又保证了法律的合法性，但这是不是法官‘不可承受之重呢？ 我们又如何避免可能带来的‘司法专横呢？[30]关于正确理解与解释的观点几乎被后现代所解构。但这决不是法治社会思维方式的常态。意味着人的特性和能动性。（ 二） 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及反对解释的原则在如何对待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很多法学家像康特罗维茨一样，又回到了主体性上，认为法官誓言、法官民选制度、审级制度等可以保障法律意义的安全性。

（3）这种奠基于假定的理论，在哲学上也无法证成。对法治信念的坚持，有些法学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太了解法律的运作过程。

在很多法学家的著述中，具体的法律规范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再是法律人思维的主要根据。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尽管主体性哲学在 20 世纪哲学中遭受了空前的批判和反思，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哲学家的哀叹： 主体性原则像教育、法权、道德等领域的贯彻至今未完成。

而在循环关系中，立法者对法官实行有限的控制，同时，法官可以进行司法审查，质疑立法的合宪性。抹去了解释过程的主体性，特别是主体思维的复杂性。在创新解释法律的时候，忘记了法律规范本身意义的固定性。[5]孙国东:《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载［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导言第12页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警察文化能够多角度的反映警察与警察工作，因而将警察文化研究作为研究警察腐败、种族歧视、警察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警察行为只有放在文化的透镜中考察才能发现其意义。

了解西方警察文化研究与我国公安文化研究之间的不同，分析其中差异的形成原因，对于我国公安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西方国家的警察文化与我国的公安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摘要】警察文化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学术研究的热点。斯柯尼克认为，职业风险性、权威性导致警察文化的孤立性特征——因为警察在工作中所面临的情况是无法预测的，因而可能随时遭遇危险，警察因而倾向于怀疑任何人，这都最终导致了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的孤立性。

他们撰写的人类学文献资料所描述的警察形象大大区别于人们的印象，因而的研究成果鼓励和激发了全世界学者们对于警察文化的研究兴趣。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公安文化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从哲学角度、从应然层面进行定义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警察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改变并不局限在警务工作中的电脑、打印机取代了传统的纸和笔以及公安金盾网的建设与应用上面，更重要的是对警务工作模式、公安民警的理念与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我国，从事公安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来自公安机关及公安院校的专家、学者，他们宁愿赋予自己建设、塑造充满了理想化色彩的公安文化的重任，而不忍心去寻找公安队伍中的负面文化或亚文化元素。（一）警察文化是研究警察与警务的一种途径或方式。

班顿（Banton）在1964年提出，警察工作的内容如其说是执行法律，不如说是维护秩序。而西方警察文化研究的内容，则集中在对基层警察工作方式与行为的观察，并通过对所观察到现象的分析，以形成不同的警察文化研究主题，进而加深对警察腐败、警察工作中的社会歧视、警察制度中的缺陷等的了解，以为完善警察制度、改革警务模式，加强警察监督与管理服务。

第四类研究主题为新型警察文化，包括私人警察（类似于我国的职业保安）及其它负责安全工作的政府部门中的职业文化。第二类主题是不为人知的背后，共内容包括警察多疑（suspicion）、警察职业风险、不确定与不可预测的工作内容、骚乱与骚乱控制、各种诱惑。

到了1960年代，关注警察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对于警察亚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刻。因此，警察个人的秘密情报，就是他私人存贮的信息，他不会主动向任何人提供该秘密的，除非他自己想找人分享该信息。

贝特尼的研究描述了贫民区的警察如何维护该地区秩序的工作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可能与中西方社会里从事警察文化研究的群体、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有关。但有些学者坚持认为，警察文化主要是基层警察的文化或警察群体的亚文化。学者约翰.柯兰克（John P. Crank）认为，警察文化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研究警察。

但如何对警察文化下一个准确的概念，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于警察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学者孙晓媛认为，先进警察文化是指人民警察在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在履行职责的同时积极创造自己独特的行业文化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精神内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

鲁宾斯坦是在美国的一个内陆城市进行他的警察文化研究，在1973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了解西方国家的警察文化研究，对于我国公安文化研究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学习价值。

所谓警察文化主题，就是指那些能够体现警察职业文化的元素的组合，这些元素组合都是从警察职业行为中抽象或概括出来的。（三）斯柯尼克的观点。